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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視20億美元收購美最大智能電視商Vizio 或在北美市場對撼日韓系 淘派集運淘派集運> 邀企參會,温州為什麼拒超“一年30次”?

每日經濟新聞 2020淘派集運10淘派集運17 11:08: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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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,70萬“温商”遍天下的温州,主動提出要與企業“保持距離”。根據温州出台的《關於規範涉企工作推進民營企業精力減負的實施方案(試行)》,提出要解決服務企業“過繁”“過度關愛”等問題。

每經記者 楊棄非    每經編輯 楊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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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來源:温州發佈

一個趨勢是,城市與企業家正越走越近。

前有武漢聘用小米科技董事長兼CEO雷軍等企業家為“招才顧問”,在當地召開的各類會議上,少不了雷軍為家鄉攬才搖旗吶喊的身影;

後有廈門為新落户的趣店集團創始人兼CEO羅敏頒發“投資顧問”聘書,他本人更是不停組局開會,將唱吧創始人陳華等一波又一波企業家引薦到廈門。

企業家充當了政府對外形象的名片,也為政府牽起了與外界溝通的紐帶。

前不久,70萬“温商”遍天下的温州,卻主動提出要與企業“保持距離”。根據温州出台的《關於規範涉企工作推進民營企業精力減負的實施方案(試行)》,提出要解決服務企業“過繁”“過度關愛”等問題。

具體而言,“除企業家履行責任義務或參加特殊性會議等情況外,對有頻次限定要求的企業,邀企參會應尊重企業意願,年度頻次最高不超過30次(含入企調研頻次),不同頻次間隔原則上不小於7天。”

為什麼讓政府與企業家互利的大小會議,會被温州視為“過度關愛”?

“陪會高管”

圖片來源:攝圖網

“在某些地方,有相關部門打着優化營商環境、解決企業痛點的旗號,頻頻要求企業負責人‘陪會’。一些號稱給企業減負、提氣的會議,結果成了企業新負擔。”去年,《半月談》有關政府會議的一則調查文章引發關注。

文章中的一個現象,足以顯示“矛盾”的尖鋭程度:一位光伏行業企業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説,為了滿足地方對公司高管參會的要求,甚至專門招聘了一名專門的高管“陪會”。

為何企業“陪會”變成了“家常便飯”?

對於優化營商環境而言,讓企業家進入涉企政策決策過程成為共識。去年,國家發改委還印發《關於建立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的實施意見》,進一步保障企業家的意見能真正傳遞到政府耳中。

座談會是政府獲取企業家聲音的一種普遍方式,比如在温州有關民營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程序的暫行辦法中,就點名“通過召開座談會”徵求企業家意見。

初衷是好的,但執行層面,一些地方卻出現了偏差。

《半月談》採訪發現,一些地方政府在召開會議時並未充分考慮企業訴求,只重視開會的過程,並不重視實際效果。邀請的企業與會議主題未必相關、點名邀請的企業主要負責人也未必熟悉情況,企業若提出異議,還可能被扣上“架子大”“不給面子”的帽子,甚至招來不必要的麻煩。

原本解決實際問題的座談變成了宣講,個別企業為了保障日常生產活動開展,不得不請專人“陪會”。

事實上,在温州此前召開的一次企業座談會上,企業也反映了類似的問題:

“我們知道政府部門的培訓,是為了幫助我們發展,但對象是否可以更廣泛?”“每次培訓都要企業負責人蔘與,各個部門都有組織,我們沒有精力……”

會議給企業帶來了過重的“精力負擔”,反而可能會影響政企關係。

“開會依賴症”

圖片來源:攝圖網

過往的工作慣性,或許可以解釋政府“好心辦壞事”的原因。

2013年,新華網披露,一個沿海省份某廳局負責人因不堪忍受會議過多,讓人統計涉及其廳局相關工作全年的開會數量,得出的數字是1068個——若平均到全年248個工作日,每天至少要開4個會議。

同一時間,“中國共產黨新聞網”刊登的一則評論對政府“開會依賴症”給出了幾個理由:由於常常出現“令不行禁不止”的情況,通過簡單的發文或者電話會議難以推進政策執行,不得不一層一層地開會、不同領導三令五申,最大限度提高責任落實落地的概率。

在“以會議落實會議、以文件落實文件”的工作思路下,“會浮於事”的狀況自然難以避免。

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“國務院及其部門要帶頭大幅精簡會議、堅決把文件壓減三分之一以上”後,同年3月,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《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》,明確2019年為“基層減負年”。各地亦相繼出台文件,確定會議壓減比例、甚至推出“無會月”“無會周”等制度。

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周振超等人指出,“有的地方用會議規模來體現對工作的重視,把一些與會議內容無關的人員拉來陪會。有的地方把召開會議的次數當作政績,時不時地召開交流會、研討會、座談會。”

在其看來,本身具有實效的會議也淪為形式主義。

在《半月談》的採訪中,有民營企業就表達過類似的感受:似乎領導不開會發表講話,就是對某項工作不重視。然而,實際上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,可能只有在會議現場才能領到,政府網站上卻很難找到,會議的落實情況可想而知。

請還是不請?

圖片來源:攝圖網

當然,也不是所有會議都是“無用功”。

在近年來各地紛紛舉辦國際企業家諮詢會的潮流下,城叔曾在一座城市見證幾次會議的全程。

在每年會議上,都會有一個例行的流程:主辦方在彙總當年各企業家建議的同時,也會簡要公佈前一年建議的落實情況。從程序上來看,會議內容而非開會本身,已經成為城市關注的重點。

但武漢市社科院副院長吳永保此前在接受採訪時的一番評論,也為觀察這種會議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口:城市邀請企業高管參加諮詢會,最容易被看到的明顯價值是招商引資。

這在一些會議主辦方的經驗中得到印證:在諮詢會上,市長和參會企業高管通常會換一圈名片,便於地方政府走出去,也有利於企業第一時間與這些城市取得聯繫。

事實上,在會展經濟1:9的經濟帶動力愈加為人所知的當下,會議本身早已有了更多的意義。在任何會議現場,都不乏希望借會議平台達成合作的企業,而通過此方式與政府加強聯繫的企業也大有人在。

温州的政策,提供了一種對政企關係的思考契機。

究竟政府在開會時應該邀請怎樣的企業?温州的答案是需要“分類討論”——

有關“一年不超過30次”的精力減負措施主要對象是“四上”企業,即“規模以上工業企業、限額以上貿易業企業、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、資質建築業企業以及房地產開發經營企業”。

該政策與企業的一種聲音恰好吻合——“經常‘陪會’的企業往往是地方重視的新項目、大項目、標杆項目。而當企業身處困境,真正需要政府部門幫一把的時候,可能未必能得到邀請。”

開會是手段,而不是目的。好的營商環境絕非來自座談會的數量,企業的感受度更多源於問題能否得到解決、政府政策是否足夠有針對性。

去年,杭州市發佈“新制造業計劃”,將抽調100名機關幹部進駐阿里巴巴、吉利控股、娃哈哈等重點企業擔任政府事務代表。在外界看來,這是從企業“陪會”到政府入企的一次理念轉變。

當然,更深層次的變化,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展開。

要從根源上杜絕“文山會海”,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建立一套科學、完善的績效評價機制,引導幹部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,最終真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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